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360名开国少将中，丁盛将军无疑是其中一位十分杰出的代表。在20世纪60年代，只有丁盛、李德生、龙书金三位少将曾担任过大军区司令员的职务。而在这三位少将中，丁盛的经历最为曲折且丰富多彩。
丁盛的外号是“丁大胆”，他14岁便投身革命，经历了长征，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在八路军120师服役。在解放战争前，他大多数时间都担任政工干部。尽管如此，丁盛真正声名鹊起，还是在解放战争期间。那时，他由政工干部转变为军事主官，凭借勇猛果敢的作战风格，他从一名旅长一路晋升为师长。尤其是在担任45军135师师长期间，在衡宝战役中，他大胆地实施穿插战术，成功封锁了白崇禧的第7军，凭此一役，丁盛的名字家喻户晓。
衡宝战役仅一年后，丁盛便升任45军代军长，后来正式成为军长。1952年10月，45军与44军合编为54军，丁盛依旧担任军长。随后，他带领部队进入朝鲜，参加了金城战役，1959年参与平西康，1962年指挥攻瓦弄，坚决捍卫新中国的领土主权。随着这些战役的成功，丁盛与54军的声誉日渐响亮，几乎成为全国闻名的军事人物。
展开剩余79%丁盛的指挥风格非常果断且周密，作为一名军一级的高级指挥官，他在短短三年内多次亲临前线，勇往直前，毫不畏惧任何挑战。他为我军在雪域高原的战斗树立了典范，展现了作为一代名将的非凡气度。他的部队更是以严明的纪律和过硬的作风而著称。
1964年7月，丁盛被调离54军，担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。这次调动看似是一次升迁，但丁盛内心并不情愿。他更愿意继续留在一线部队，而非到新疆从事生产建设工作。然而，中央已下达命令，他只能服从安排。
来新疆军区工作一年后，丁盛逐渐感到不适应这种工作节奏。1965年和1966年，他曾两次向中央提出请求调离，但均未得到回复。1967年初，丁盛在北京出差期间，与广州军区后勤部长邱国光住在同一宾馆。当时，黄永胜的妻子项辉芳来找邱国光，丁盛也在场。得知他们计划春节期间拜访毛家湾，丁盛提出希望能一同前往。期间，他借机向黄永胜表达了自己希望调离新疆的愿望，黄也为他说了几句话，但并未当场得到答复。
到了1968年2月15日，丁盛终于接到了调令，正式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党委副书记，这次调动算是一次平调。丁盛到任仅一个月，便发生了震惊全军的“杨余傅事件”。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职务空缺，黄永胜被调到北京接替此职务，广州军区的日常工作逐渐交由丁盛等人负责。
在战争时期，黄永胜和丁盛有过多次并肩作战的经历。1944年，黄永胜是晋察冀教导2旅的旅长，而丁盛是2旅1团的政委；1945年，热辽纵队成立，黄永胜担任司令员，丁盛担任27旅旅长；1947年，黄永胜成为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，丁盛则是热河军区18军分区司令员。两人直到黄永胜被调至14兵团工作后才分开。黄永胜对丁盛的能力非常清楚，而丁盛的升迁，也可能离不开黄永胜的举荐。
1971年9月以后，许多人开始猜测黄永胜与丁盛之间的关系，认为他们之间存在某种联系，这也让丁盛深受风言风语的困扰。据邓颖超同志的秘书赵炜回忆，丁盛曾致电西花厅，语气十分郑重地向总理报告：“请转告总理，我们忠于毛主席，听毛主席的，听周总理的。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，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。”
1973年12月，毛主席决定进行八大军区司令员的调动，丁盛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调。在命令宣布后，毛主席亲自接见了八大司令员，并与丁盛握手时关心地说道：“你到广州不久，把你换换吧！”接着又提醒道：“你有心脏病，要注意休息。”毛主席的关怀让丁盛深受感动，几乎泪流满面。
然而，这次调动却深刻地影响了丁盛后来的命运。由于南京军区辖下的上海，丁盛与上海的几位重要领导人如徐景贤、马天水等人建立了联系，导致他日后遭到徐景贤的“状告”。
根据徐景贤的供词，他曾向张春桥汇报，提到丁盛曾表示60军“靠不住”，并指出该军队的位置直接威胁上海。丁盛则否认了这一说法，坚决反驳徐景贤的指控，并且强调60军的调动是他为加强长江口防线而提出并获得批准的。
从廖汉生的回忆中，我们得知，丁盛在10月7日的事件前后表现得极为冷静，即使是接到紧急通知时，也能镇定自若，显示出他并没有涉及任何不正当的活动。这些细节也使得许多学者质疑徐景贤的指控是否真实。
1998年5月，丁盛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特意给徐景贤送去一封信，希望他能还原当年的真实情况。但这封信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。2004年，徐景贤出版了回忆录，但在书中并未提及这一关键事件，这令丁盛的家属和许多历史学者感到难以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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